夜幕降临下的病房

医院的同事跟赵烨德开玩笑,只有他科室的病人在被推进手术室时是笑嘻嘻的。那些没法接受自己与生俱来性别的人们,甚至厌恶身体上的性征,他们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了赵烨德的手术刀上。

24年前,赵烨德遇见了第一个想要改变自己性别的年轻人。他心里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更占上风的则是医术上的困惑。器官重建是整形外科的本源之一,但赵烨德像个孩子一样,被凭空要求“建起一栋房子”,却无从下手。

当完成1000多例变性手术之后,赵烨德的手法精进,为了满足性别的翻转,他可以“构建”出更逼真、更实用的器官。手术台下,他也看到了人们做出这种选择背后的隐忍、重压与改变。

“消除”可以进行,“重构”却没法轻易实现。赵烨德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被要求“盖起一栋房子”,却无从下手。

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三天,上海411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办公室探头进来个小伙子。病人们习惯以学位称呼赵烨德,他也如此喊着:“赵博,我今天能住进来了吗?”

小伙子本是女儿身,刚植上的那排胡茬儿崭新而乌黑,修养几个月后他要回来完成余下的手术。赵烨德过来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好言劝着:“要不明天再过来看看,现在真的没有床位。”

两人身后的护士长背板上记录着,这一天有18人入院,都是为变性手术而来,整个科室超过90%的病人也是如此。这景象让赵烨德应接不暇,是他20多年前未曾料到过的。

1992年,赵烨德在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继续着自己的博士生学习,跟着导师查房,病床上坐着的患者面孔清秀、留着长发。“我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男孩,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

同一年,这家三甲医院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变性手术,并被媒体报道出来。赵烨德负责住院总的工作,最多时每天要收到五六十封内容相同的来信,都是为了改变性别。

原来有如此多抱着同样愿望的人们,赵烨德第一次看到了“跨性别群体”的存在。但就像寄信人的寥寥数言一样,赵烨德也没多问什么,他在复印好的统一格式纸上回信,勾选出手术所必需的材料证明,逐一寄发回去。

跨性别者们不认可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他们希望在手术中去除掉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出另一重性别该有的模样。

而整形外科的本源之一就有器官重建的责任,这似乎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但在那年月进行得并不顺利。“去除”可以进行,“重建”却没法轻易实现。赵烨德能看出很多人带着遗憾离开了医院,“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手术这么难做?”赵烨德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被要求“盖起一栋房子”,却无从下手。直到他得知上海的何清濂教授在尿道和阴茎的重建上早有建树,并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女变男的变性手术。赵烨德揣着导师写好的介绍信去往上海,希望解开心中的困惑。

当赵烨德继续找寻着自己的答案时,90年代生人的珑珑(化名)也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他早早发现,自己没法接受男生的这重身份。逐渐隆起的喉结、慢慢冒头的胡须,这些让同龄人懵懂好奇的发育只让珑珑觉得厌恶。

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言谈处事细腻并温和,远离男生的圈子和游戏,每天跟女生玩在一起,玩过家家时,他通常愿意扮演“妈妈”的角色。“小伙伴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珑珑觉得父母也看出了端倪,只是他们以假装“看不见”的方式回避着。在同龄人里被当成“异类”似乎是注定的事,珑珑想可能是自己没活成别人认为该有的模样,男孩们对他开始有了言语甚至肢体上的攻击,“他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把我拉回原本的轨道上。”

手术材料

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盒阴茎再造所需的假体,变性手术中很少一部分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更多材质来自身体本身。

在跨性别人群的网络社交平台上,赵烨德被称为“赵博”,老师何清濂被叫做“何爸”。赵烨德的QQ号码很容易就能被找到,总有人着急地问:“我给赵博留言了,他多久能回复我?”

在老师何清濂那里,赵烨德确实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整形外科界本就有性器官再造的技术,上世纪50年代,何清濂为一位在抗美援朝中下体受伤的战士完成了尿道和阴茎的再造,那人后来还结婚生子。类似的技术应用到变性手术上,所需的只是组织材质和手法上的调整摸索,“就好像用黄花梨做一套家具,现在改用桃木做。”

赵烨德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盒阴茎再造所需的假体,方便他给来咨询的人讲解。几种材料在耐用和灵活性上有着各自的优劣。这只是变性手术中很少一部分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更多组织材质还是来自身体本身。那些被“去除”的器官,经过一番“重建”,以崭新的模样在身体上存续。

一个跨性别者在网络平台上记录了自己“女变男”的过程,前后经历三次手术、历时近一年。因为涉及尿道和阴茎的重建,“女变男”手术的难度是“男变女”的数倍之多,但赵烨德已不再是那个“懵懂着盖房子的孩子”,三次手术中,在完成对女性组织器官去除的同时,也已开始了对尿道和阴茎的预构。三次手术台上的操作关联着渐进,“房子”的地基、骨架和顶棚逐渐成型。赵烨德只在术后几日拆开纱布时有些紧张,盼着看到一个鲜活崭新的器官出现在自己眼前。

一些渴望改变性别的人们早早关注着技术的革新,“赵博”跟“何爸”被有的人称为偶像。也有争议的声音存在,在411医院进行“女变男”手术,必须对卵巢完全去除,这被担心会加剧衰老的速度。

但这是赵烨德一直坚持的手术前提之一,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是在法理和伦理上必须遵守的,既然选择了性别的转换,就要与不属于自己的器官完全告别,而且这也有国家对变性手术管理规范的要求。同时,因不少跨性别者在术后会服用激素,他还担心留下的卵巢有发生癌变的可能。

珑珑也在网上查找着手术的信息,有人把手术后痛苦的恢复过程图文并茂记录得很清楚,可珑珑想做出更大改变的念头还是越来越强。他也想过退让,尽可能“和谐”地与周围的世界相处。可年龄愈大愈挣扎,他觉得这样的心绪甚至让自己的身体也变得虚弱起来。

“不甘心,特别不甘心。”占了上风的,还是珑珑真正想过的生活。里面也有现实的原因,根据相关规定,变性手术后可通过医院证明办理身份证件性别的转换,但学历证明上的性别,则只可能在在校期间更改,珑珑想趁着毕业前完成这些。

他开始试着劝说父母接受,并计划把那笔用于以后求职时花销的积蓄作为手术费用。珑珑也跟一位关系亲近的同学说起自己的打算,同学的态度和父母很像,两人再聊天时,好像珑珑从没提起过这回事。

2月8日将要进行的手术在白板上写下的备忘录

赵烨德曾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在别处手术后希望再变回原来的模样。赵烨德没法接手。

2016年,珑珑还是走进了411医院,带着手术必需的家长同意书、无犯罪证明和一纸由专业机构开具的“易性癖”证明,他和赵烨德有了第一次交谈。

赵烨德问了他很多问题,诸如现在的生活,以后的打算,珑珑能看出“赵博”还有些顾虑。

老师何清濂曾跟赵烨德说,变性手术做错一例,他就“再不会碰那把手术刀”。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赵烨德曾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在别处手术后希望再变回原来的模样。赵烨德没法接手,他不知道那俩人只是不满意手术的效果,还是根本就不属于跨性别群体。

每个希望躺上自己手术台的人,赵烨德都要好好聊一次,他问来人以前的生活如何、对未来有着怎样的规划,看来人的眼神和语气,希望能估量出他们想从手术中获得的那些究竟能否实现。

曾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希望完成向女性的转变,各类证明文件齐全,但赵烨德一再拒绝。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小伙子本就骨架偏大,皮肤也黑,胡茬儿几乎连到了耳根下。赵烨德觉得,一次手术很难带给他想要的容貌,“这不光为了内心的满足,总还有个社会接纳度在里面。”

婉拒之后,小伙子没有放弃,举着块“我要变性”的牌子站在了上海的闹市街头。当他再找回医院时,开始念叨着“不做手术宁愿去死”。赵烨德相信小伙子会做出类似的事情,只好依了他的意愿。

手术后,小伙子尝试着穿女装出门,总引来别人的侧目,他又想各种办法改变肤色、消除胡须,有时还给赵烨德发来照片,问效果究竟如何。赵烨德只能宽慰:“至少你心里满足了,不如先找个工作安定下来。”

还有跨性别者把说服家人同意手术的希望寄托在赵烨德身上。也有老人坐着轮椅找到赵烨德,拜托他劝自己的孙子放弃这念头。无论哪方,赵烨德都没法偏袒,他能做的只是公允地讲出选择手术可能发生的事情。

春节刚过,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找了过来,他们看着一层都是等待手术的年轻面孔,心里倒是平缓些,“原来自家不是唯独倒霉的那份”。赵烨德让他们仔细想想孩子的成长经历,两人有点醒过闷儿来,“好像是啊,从小她能不穿裙子就不穿。”

“变性手术不是必须的办法,但是最残酷的。”赵烨德举了自己手术刀下年龄最大的例子,60岁的老人拿着退休的“红本子”找来做手术,之前还因为穿裙子上街,被联防当成流氓抓过,但几十年的日子也就过来了。

这是父母爱听的话,“就是嘛,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办法。”可赵烨德也没再顺着父母的意思说下去,继而他开始谈起,如果真的选择,自己要如何“搭起那座房子”。

“早知道你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给你做手术的。我觉得自己给这个社会和你的家人带来了一个累赘。”

赵烨德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某地的公安局打来的。有人来更改户籍上的性别,提供了他这里出具的手术证明,公安局想要核实下真伪。

对着那边发来的照片,赵烨德前后比对了很久,叹了口气:“假的,只有那编码对,格式、印章的颜色都不对。”这样的事情隔不久总要发生一次,一份赵烨德科室的假证明在网上能卖到4000块钱,还有的打来电话,哭着求“赵博帮着圆谎”。赵烨德知道有些人的难处,或是家里不同意,或是经济不允许,没法手术,却想先更改身份性别、过得方便些。可赵烨德没法逾矩提供帮助,有些改变也不单是靠着一次手术或一纸证明就能改变的。

有个女孩完成了向男生的转变,手术效果很好。家里的姐姐再出差到上海时,特意来探望赵烨德。她跟赵烨德聊起“小妹”的近况,赵烨德还笑着纠正该叫“弟弟”了。可没聊上几句家常,女人就哭了起来。

追问之下才知道,“妹妹”变成“弟弟”后,出去应聘工作,只因为考官多看了他几眼,扭头就走。自此他每天待在家里玩游戏,也不再出门。

“别人还没说什么,你自己怎么就心虚了?!”赵烨德气不过,拨了电话过去,“早知道你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给你做手术的。我觉得自己给这个社会和你的家人带来了一个累赘。”

那边的“弟弟”也被说得不好意思了,答应一定会调整好心态,还说要等“何爸”生日时过来祝寿。赵烨德还是有些没消气,“等你成家立业了再来看我们。”

春节前,珑珑住进了411医院的病房。跨性别群体中,对于“女变男”的意向者称为“兄弟”,而“男变女”的意向者称为“姐妹”。珑珑隔壁床住着一位“兄弟”,听说了珑珑的经历,有点扼腕他怎么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个“处男”。珑珑想想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各自想去除的,正是对方最渴求拥有的。”

对于手术后的日子,珑珑也有着自己的思量。他是理工科专业,当完成性别的转变后,也许这个社会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就要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珑珑不喜欢上海那个著名变性女明星展露出来的样子,“总是穿着旗袍、表现出小女人的状态,好像就是为了迎合人们认为女性该有的模样。”珑珑喜欢的是女明星查理兹·塞隆在电影《女魔头》和《疯狂麦克斯》里面的形象,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女性,果敢而独立。当性别转换完成后,如果遇到真正喜欢的人,珑珑说不会隐瞒自己的经历。但他对婚姻有些消极,也许两人相爱时可以包容一切,但起了矛盾时,他怕对方再提起这些中伤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大牺牲,包容了一个我这样的人。”

珑珑觉得“赵博”做的事情,像是一条通往远处的路。可赵烨德说,“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要靠自己。”

春节后,珑珑如愿躺在了赵烨德的手术台上,三个多小时好像过得很快,珑珑完成由“他”到“她”的转变。

赵烨德以学界上“大脑的性别认识中枢发生了异常”来解释着手术刀下人们的选择,珑珑则不想把这看做一种病症,那本讲述“何爸”故事的书名似乎更加合适——《纠正上帝的错误》。

来做手术的群体越来越年轻,赵烨德习惯把他们称作“孩子”,他能感觉到其中的那份依赖,出院之后还打来电话讲着自己的生活。有时赵烨德会想起1998年自己主刀的第一例变性手术,那是个不错的开始,年轻人如愿变成了女孩,现在还考下文凭、做起了律师。

当做了超过1000例变性手术后,赵烨德形容技术如蜗牛蠕动般向前移动,还远没有到尽头。他想着肯定还有办法把给“孩子们”重建的器官做得更逼真、更实用。手术台下的改变也被乐于看见,病房里的护工大姐说不出赵烨德口中的那些理论,但明白手术过后孩子们会很高兴。曾经有朋友问起赵烨德为什么会有人要做变性,虽是问句,神情里却带着明显的“无法理解”。而如今再有人问起,后面总是加上一句:“他们之后过得好吗?”

出院那天,珑珑第一次穿上了裙子,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有些冷。没有刻意拔高的意思,珑珑觉得,“赵博”做的事情,像是一条通往远处的路。(原题为《变性手术医生的“心”与“术”》)